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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学术论文的文采

2013年12月26日 学术论文写作 ⁄ 共 5626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 阅读 3,103 views 次

这几年,我国学术期刊有种普遍的现象,即缩短出版周期,将季刊改为双月刊,双月刊改为月刊,月刊改为半月刊或旬刊,同时加大刊物的容量,使刊物越来越厚。这种期刊的发展趋势,适应了国内研究者的发稿需求,提高了论文的时效性。但我们也注意到,随着学术期刊和学术论文的大扩容和大发展,文章的思想性在降低,文章的可读性在下降。虽然文章写得条理分明,但语言枯燥无味,晦涩难懂,让读者无法卒读。

一边是学术表面的繁荣与发展,一边是文采的失落与遗弃。我们很难读到作者的激情,很难看到作者的才情。我们不禁要问,学术的目的是什么,是研究者的自说自话,拒绝与读者交流,还是单纯地为完成科研任务而写论文?如何在论文中表现文采?

一、学术论文是否需要文采

重视文采,是数千年学人的传统。春秋时期的《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了孔子的话文章若没有文采,那就传播不远。在《论语·雍也》中,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里所说的“文”,指合乎礼的外在表现,即为人处世时要文雅有礼,但后人常常把它用来评论文章。曹丕在《与:“伟长独怀文抱质,……可吴质书》说谓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曹丕认为徐干(伟长)富有文采,其文典雅,可传不朽。陆机在:“碑披文以相质。”他认为《文赋》中说碑文要有文有质,文采与内容相得益彰。这些都是古人对文采的高度重视。

南朝齐梁时期的刘勰主张把情志和文采有机地结合起来。他在《文心雕龙·:“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情采》中说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情理是文辞的经线,文辞是情理的纬线;经线正,纬线才能织成;情理定,文辞才能通畅。这就是写作的根本原则。刘勰深刻地阐述了作者情志与文采之间的关系。他在《情采》篇里接着:“故立文又指出了构成文采的三种方式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刘勰所说的“形文”、“声文”、“情文”主要针对辞赋而言,但其中的“情文”即写文章要有饱满的激情,这对我们写学术论文也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前人做学问,也是将文采作为重要的准则之一。元代的吴澄认为儒者之文也应具有文人之文的特点,他称道朱熹的文:“朱子祖述周程张邵,而辞莫有同者章焉。谁谓儒者之文不文人若哉!”指出朱熹虽然在理学思想承接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等名家,但文辞自出机杼,具有自己的风采。清人治学,则主张“义理、考据、词章”的结合,换成今天的术语,即是“理论、史料、文采”的结合,这和我们现代学术的方法和原则也是相同的。回顾上世纪的很多学问大家,他们思想深邃,文采斐然,给我们留下很多优美经典的学术文章。以闻一多为例,他是杰出的现代诗人,也是考据学的专家。他的学问,既继承了乾嘉学派朴学的传统,又将时代思潮、个性精神、文采激情都融汇到学术中,使其呈现出现代思维、史家视野、文化意识相兼的学术品格。他:“为什么几乎每个朝代的末叶都论贾岛有回向贾岛的趋势?宋末的“四灵”,明末的钟谭,以至清末的同光派,都是如此。……可见每个在动乱中灭毁的前夕都需要休息,也都要全部地接受贾岛,而在平时,也未尝不可以部分地接受他。作为一种调剂,贾岛毕竟不单是晚唐五代的贾岛,而是唐以后各时代共同的贾岛。”他把贾岛对后世诗人的影响提高到了历史规律性的高度,赋予其宏阔而深沉的历史文化意义。他论孟浩然:“孟浩然不是将诗紧紧地筑在一联或一句里,而是将它冲淡了,平均地分散在全篇中。”他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这里一番神秘而又亲切的、如梦境的晤谈,有的是强烈的宇宙意识、被宇宙意识升华过的纯洁的爱情、又由爱情辐射出来的同情心,这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这些对唐代诗人和诗歌的论述,无不表现出闻一多诗人的素养和优美的文笔。他以诗歌的语言论述古典的学问,以优美的文笔阐述深刻的思想,成为学者中的典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他的学问依然为学人景仰。

今人做学问,也出现过很多文采斐然的优秀文章。如罗宗强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使读者“既有一种艺术享受的美感,又得到思辨清晰所引起的理性的愉悦”。又如曹旭、王醴华的《论西晋诗学》,将西晋诗歌放在六朝诗歌向唐诗演变的链条上做历史的观照,充分肯定西晋诗歌源出建安,又扬弃建安的美学特征,指出西晋诗歌开辟了缘情绮靡、华美亮丽的诗学道路,决定中国诗学华美绮丽的新方向。文章最后,作者说:

“建安”和“太康”,“文”和“质”,“风骨”和“丹彩”,“风云气”和“儿女情”,建安风清骨峻的路,太康情采绮靡的路,众诗人都没有走错,也没有白走;在合起来大方向的前面,一轮盛唐诗歌帝国的红太阳正冉冉升起。

西晋离唐三百多年,隔了三个世纪的时空。作者第一次提出,西晋诗歌对于唐诗,乃至对于整个古代诗学走向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全文精彩华美,让我们想起闻一多说宫体,钱钟书说宋诗,马茂元说唐诗。钱钟书治学思理深邃,运笔简约,吉光片羽居多。而这篇文章则充满激情,文笔飞扬,类似于闻一多风格,无论是思想的启迪,还是性情的陶冶,都给我们以深深的震撼。我们需要这样的学术精品,依然需要理论、史料与文采相结合的传统治学方法与原则。

二、文采失落的学术机制

在目前学术大繁荣和大发展的时代里,文采斐然、思想深邃的文章并不多见。我国每年产生的文科学术论文数量非常惊人,全国有中文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性期刊2700余种,按每种期刊平均每年发表120篇的保守数字估算,每年我国的人文社科学术性文章最少有32.4万篇。在这些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的论文中,文笔隽永、思想创新的文章总是极少数。学人们更爱急就章,在材料的堆砌、证据的罗列、简要的论述中匆匆完成他们急欲发表的精神产品。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学人们不愿过多地把时间和精力放在论文的表达与论述方面?

导致学术论文文采失落的原因很多,研究者的写作水平、人文素养、思想境界等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而研究者面临的激励机制和考评机制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无论是各级学校,还是科研院所,研究者的收入总是和职称相挂钩,各类荣誉的评比也与论文的数量相联系。在各种形式的考核中,科研课题和科研成果的数量决定排名的先后。尤其是近几年来,很多单位和部门实行绩效工资,全面采用量化的学术评价方式,以数字指标为核心的考评体系成为学术管理的重要依据。而在各种量化的考核数据中,纵向课题的比重又远远大于学术成果的比重。课题优先,成果其次,这已成为大多数高校的科研导向。尽管很多高校没有意识到或不承认这点,但他们至少认为,在公信力方面,由政府评定下达的项目课题远远重于学术论文。这样的评判标准对管理者来说,是必然而然,因为在官方的各类评价体系和舆论导向中,学校和人才的荣誉,首先是能获得多少高级别的课题。而对研究者来说,获取高级别的课题不仅意味着比成果更让人敬佩的学术名声,还意味着自己能拥有支配可观的课题经费。于是,他们也就相应调整原来的价值取向,那就是与其花费无数心血来完成一篇精彩可读的论文,不如力争如何获取一项较多经费的高级别课题。课题带动成果,成果围绕课题,本来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但在周期量化考核的背景下,课题数量的追求,课题经费的吸引,让研究者急功近利,渐趋浮躁,终日忙碌于课题的设计与实施。为早日获批示或结项,他们不得不产生一批批短平快的科研成果,同时也为下一轮的申报打下前期的基础。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需待七年期”。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论文,是复杂智力劳动的结晶,需要一个较长的精神生产周期。那些优美深邃的好文章,常常联系着文学、史学、哲学、艺术等人文科学,而且还经常延伸到政治、经济、民俗、宗教等社会科学领域,对研究者人文素质的要求比较高。如果没有板凳甘坐十年冷、静心思考、耐心打磨的宁静致远心境,很难产生一篇能经受历史检验、成为名山事业的学术精品。而现有科研绩效考核的周期一般是三年一轮、每年一次。频繁而严格的考核周期,与较长时间方能有效产出的科研规律相冲突,由此也必然产生急功近利的学术氛围与学术泡沫。

没有科学精神的人,不会去求真;没有思想境界的人,不会去求美。两千多年:“古的孔子对此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古人治学的目的在于修养自己的学问道德,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今人治学的目的却在于让别人知道自己很有学问,从而得以获益。这是孔子对不同学者学术精神、学术目的的评价。他所说的“为已”就是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提高自身的素养,坚守学者的操守,在追求真知的道路上不断前行。两千多年过去了,孔子的这句话依然对我们有警醒作用,那就是抛却浮华的名利诱惑,以平静的内心坚守自己的学术兴趣,最终获得学术的成功。有这样的思想境界和学术精神,那么,充满文采、优美深刻的学术精品应是指日可待。

三、与文采相关联的学术思想

学术论文的文采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典雅艳丽的文辞,而是与人文思想和情怀相关联的优美风格。如果没有深刻的思想,人文的关怀,再华丽的辞藻、再动人的语言,也无法打动人心,引起共鸣。

研究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不仅需要广博渊深的理论知识,还需要丰富的社会经验和深刻的人生感悟。这些都是表现文采所不可或缺的因素。对社会人生的密切关注,将书斋学问与万千世界相联系,写出的文章必然是言之有物而文采飞扬。有了这样的人文关怀,学者在研究的时候,就会很容易地还原研究对象当时的历史情境,与研究对象做心灵的交流对话,那么,写出的文章也就饱含激情,充满文采。十多年前,左东岭在《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后记中,这样描述他的治学境界:

当你面对这位六百年前的先哲(王阳明)时,你将会得到一种砰然心动的心灵体验,暂时从凡俗的生活中抽出身来,心灵得到了净化,境界得到了提升,感受到了诗意的纯美,体验到了人生的高尚,从而理解了人生的苦难与人生的欢悦对于自我的意义同等重要。……于是,研究变成了情感心灵体贴与理性智慧解释的双重并举。

还原历史情境,与古人心灵交流,在研究中获得情感的熏陶和境界的提升,这是以左东岭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学人的治学理念,并由此带来其研究成果的飞跃,即表现出穿透问题的强劲气势、深邃敏锐的理论思辨、明快雅驯的语言能力,而这些,正是我们所说的学术文采的有机内涵。

这种历史还原的研究方法,鲜活而生动,很容易使得文章充满文采。与这种历史还原相对应的,还有一种历史推演的研究方法,即通过大量文献的爬梳,把研究对象放在宏阔的历史背景下,在严谨地论证和大胆的猜测中,对研究对象做细致的整理和复原,并在此基础上做合理的推测和猜想,揭示历史的深层本质,体现历史和逻辑的统一。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对历史研究中艺术创造和虚构形式持一种极为宽容甚至是肯定的态度,他说:

如果在某一方面的研究,其中材料碰巧不多,那么可能做到的一切便是考核和记录事实。如果材料多到不能一一列举,可是又没有多到不能一一观察的地步,那么阐明和制定法则的办法不但是可能的,而且还是必要的。如果材料多到不能胜数的程度,那么便只能采用、也值得采用艺术创造和表现的所谓虚构的形式。

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汤因比大胆地提出,在材料极为丰富的情况下,研究历史完全可以采用艺术创造的虚构手法来解构历史,揭示历史的深层本质。他所说的虚构形式,可以是各个时空、各种事件中设想的衔接环节,也可以是对各类人物性情、气质的可信揣摩,并可由此揭示符合某种历史性规律的本质特征。以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为例,作者依次叙写了万历皇帝、权相张居正、首辅申时行、清官海瑞、军事将领戚继光、文士李贽,将他们几个人物合成一幅晚明社会的图景,从各个侧面表现明帝国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必将衰亡的悲惨结局。在这个图景中,万历皇帝虽然贵为九五之尊,却被文官制度掣肘,被礼仪规矩束缚,没有个性的自由,只能在紫禁城内以消极罢工的方式不理朝政;首辅申时行匍匐于宫廷,熟悉文华殿前的每一块石砖,竭诚维护着文官集团与皇帝之间的联系,最终遭受同僚攻讦而黯然归隐;海瑞追求至高无上的道德准则,却在仕宦官场中四处碰壁,他的死讯使得北京负责人事的官员长舒了一口气;戚继光作为受压制的武官代表,尽管取得卓越的军事成就,但还是被革职,在贫病交迫中凄凉地死去;哲学家李贽以其抨击假道学的思想被朝廷视为异端,最后在北京的监狱自杀身亡。在这部书的结尾,作者写道:

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

在万历十五年平静的表面下,隐藏着大明王朝的深重危机,预示着明帝国的即将瓦解和覆亡。作者所有虚拟的论述和创造性的推理,包括人物的心理、性格和命运,都是建立在大量的史料基础上。他让我们知道,研究历史不应该仅局限于某个单独的事件,而应该从看似单独的各个事件中了解未来历史的走向。正如作者开篇所说:

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当年,在明朝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作者的大历史之旅,也自此开始。作者的文采,也就以其深邃的思想和潜在的激情表现出来。作者对历史推演的研究方法,以及艺术创造的虚构手法,使得这部著作闪烁着思想的光辉,洋溢着优美文采的气息,至今仍被视为学界的经典。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黄仁宇的自序和刘宁的回忆,《万历十五年》在内陆出版前,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沈玉成对此书文字做了进一步的润色,使文词更加晓畅隽永,促进了此书的传播。这也是学术著述需要文采的有力佐证。

学术论文不仅需要语言的准确和严密,还需要生动和雅训。这对研究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我们相信,学人们具备深厚的国学基础、理论素养和审美能力,保持宁静致远的平和心态,运用严谨活泼的治学方法,将会创造出深刻隽永、文采斐然的学术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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